幕府山脉，西至明朝城门上元门，东至长江三大名矶之首燕子矶，连绵5.5公里。登临幕府，远望景天一色，万里长江从山下奔腾向前。幕府山脉成为古今不少世家大族和贤臣良将的长眠之地，明朝开国功臣康茂才和其子康铎两位将军的墓葬便在这里。
近日，CCTV10《探索发现》栏目连续4天聚焦位于幕府山的“明初父子将军墓”。这两座墓葬，向大家展现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发现时隔50年，相继发现明初高规格墓葬
康茂才是明朝开国名将，在朱元璋击败陈友谅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明朝建立后率军北伐，最终病死军中。
根据当年的发掘报告所示，1967年8月，南京市中央门外小市镇安怀村一队的村民，在平整耕地时发现一座砖砌券顶的明墓。1974年4月至5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今南京市博物馆前身）组织考古人员对该墓进行了发掘。
墓葬所在地为高约5米、长和宽均50米左右的土丘。墓前相距60米处有石马、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墓葬因早年被盗，发现时墓内已存满淤土和积水。
这座墓葬全长9.87米，总宽4.3米，通高4.38米，共分上下两层，上层为砖砌券顶，下层呈长方形，用砖砌成前后两室，前后室之间有甬道相连，甬道后置石门一重，四壁下部砌有高40厘米基墙，上面镶嵌着缠枝牡丹纹花砖。
该墓由于早年被盗，随葬器物已不完整，下层墓室的后室，仅残存金带钩、金钱、铜钱、陶瓶等数件遗物；下层墓室的前室因封闭较好，出土遗物较多。该墓共出土随葬器物44件（套），包括6件金器、24件银器，锡壶、玉环、陶缸、陶瓶各一件，10件铜、铁器中有两件兵器，彰显了墓主武将的身份。其中一把铁刀，长89厘米，刀身窄长，刀刃上挑，柄、格部用铜皮包裹并镶嵌金丝。还有一对铁锤，为八棱形，每棱呈云纹翼状。这样的铁锤，也被称为“页锤”，页锤主要的功能是击破重甲，使用页锤的人必须孔武有力，勇猛异常，令人不禁想象康茂才战场杀敌的英姿。
而在上层墓室内出有石质墓志，载有康茂才生平及卒葬年月。康茂才在元朝被封为淮西宣慰使、都元帅，后率部投降朱元璋，授秦淮翼水军元帅，镇守龙湾，又任都水营田使，率士兵行屯田之策。陈友谅攻打应天府，康茂才行诈降计，诱使其躁进急行，在龙湾将其击败。后随朱元璋破江州，攻占蕲、黄，战鄱阳湖，因功升为大都督府副使，又从灭张士诚，升为同知大都督府事。洪武元年（1368），康茂才随徐达北伐，攻取汴梁，留守陕州。洪武三年（1370），夺取兴元，回师途中病逝，追封蕲国公。
50多年后，在康茂才墓附近，南京市鼓楼区安怀村东路南京起重机械厂地块内，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一处高规格墓葬。
2018年5月至7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室由城墙砖砌制而成，出土了金盘、银盘、银箸、银勺、腰带等26件陪葬器物，根据墓志上残存的文字，墓主人的身份得以最终确认，他就是明代开国功臣康茂才之子康铎。
洪武三年（1370），跟随徐达征战的康茂才在回师途中病逝，年仅10岁的康铎于当年11月被封为蕲春侯，成为明初第26位受封的开国功臣子孙。
康铎受封后，与常遇春之子常茂一起成为太子朱标的陪读。洪武八年（1375）二月，15岁的康铎被派往安徽凤阳，负责督办迁徙到这里的民众和戴罪官员们开荒种田。两年后，他奉命从军，跟随徐达征战沙场。洪武十四年（1381），康铎北征归来后，又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征讨云南。他在军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但却因病于洪武十五年去世，时年22岁。康铎死后追封为蕲国公，是明初最后一位追封为公的开国功臣。
由于年代久远，墓室内的棺木已经朽烂，只剩下一些棺木残片和铁棺钉。在墓主人的骨架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炭土，遗骸的胸腔处还存有水银，这是古人用来防腐的手段。
探访墓已回填，神道石刻迁入紫金山下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代墓葬，康茂才和康铎的墓按常规已原址回填，而康茂才墓前的神道石刻已于2000年被整体迁入白马公园内保存。
初秋的南京，刚刚卸去夏日的炎热，紫金山浓荫下的秋风凉爽且不燥。走进白马公园，100多件石刻，上起六朝，下至明清，记者穿行于近两千年的石刻中，仿若进入时光隧道，一件件石刻化为一帧帧影像，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根据公园指引，在白马梦幻足球场前，记者找到了康茂才墓前的神道石刻。在石刻前立有一块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上面刻有：康茂才墓石刻，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二年八月公布。这批石刻共石马、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共8件，按原规制排列。石刻体型巨大，雕刻精美。两匹石马矫健无比，轮廓劲健。石马背上披有马鞍，马鞍上刻有飘逸的彩云，彩云之下是骏马追风，疾驰善奔的图案，雕刻手法简洁细腻传神。在石马的旁边是一座石羊，石羊双耳下垂，展现出俯首贴案的恭顺模样，石羊旁边的石虎，看上去勇猛之余还带了一丝憨态可掬的萌态。在石虎两旁还耸立着两座对面而立的文臣武士像，文臣双手持笏，长衣及地，仿佛正在凝神静思。武士则身着梅花纹铠甲、手持剑柄，庄严肃穆，似乎追忆着当年领兵出征的戎马岁月。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十分注重死后葬身之地的选择与营建。相传朱元璋在营建孝陵之前，曾与精通阴阳五行的谋士刘基及武勋功臣汤和等勘定陵墓位置，最终卜择京师东北钟山之阳的独龙阜。而在勘定陵址后，朱元璋遂有“我一人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钟山之阴”的构想，欲使众多开国功臣死后仍能忠实地守护在四周。
明初定都南京达五十余年之久，结合实地调查、考古发现兼及文献记载来看，明代开国功臣只有少数归葬故里，其余开国功臣大都葬于京师（南京）近郊。
朱元璋与马皇后合葬的孝陵位于钟山之阳的独龙阜，而位于钟山之阴（紫金山北麓），有拱卫孝陵之势的明初开国功臣墓主要有：开平王常遇春墓、江国公吴良墓与海国公吴桢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中山王徐达墓、永国公薛显墓、皖国公仇成墓等。
除了位于钟山之阴的明初开国功臣墓，在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麓与聚宝门外直至江宁的南郊丘陵地带，同样有数量不等的明初开国功臣墓。其中就有赐葬于应天府上元县钟山乡之幕府山的蕲国公康茂才墓、葬于幕府山南麓的东胜侯汪兴祖等。
对话康铎墓考古项目负责人张鹏：
考古发掘现场是整个文物保护过程的起点和基础
记者：在考古发掘中，哪些文物让您印象深刻，这些文物向大家展现了一段怎么样的历史？
张鹏：文物背后展现的都是历史，在康铎墓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墓主人完整的骨架，这对于气候潮湿、土壤呈弱酸性的江南地区来说非常难得。在骨架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炭土，遗骸的胸腔处还存有水银。这些迹象表明，康铎的尸骨很可能在下葬前进行了防腐处理。
史料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康铎在跟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征讨云南时病死于军中。朱元璋下令将康铎的灵柩运回南京，与其父康茂才之墓相邻而葬。从云南边陲到南京远隔千里，为了防止路途中发生腐坏，当时应该对康铎的尸骨进行了一些处理。此次发现的炭土主要是用来防腐，而水银可以起到防虫的作用。史料记载与我们考古发掘得出的推论相吻合。
记者：康铎墓葬为何会用到城墙砖？
张鹏：康铎墓所在的安怀村区域，是南京明代早期功臣墓集中的葬地，上世纪70年代曾于附近发掘有蕲国公康茂才和东胜侯汪兴祖墓。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赐葬的功臣墓地由钦天监择地，并由工部营造，这既是对死者一生事功的褒赏，更是对生者的期望和勉励，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由此可以看出康铎墓是由国家官办的，因此在其墓葬中便用到了城墙砖。
记者：同样都是被赐葬的功臣，为什么保存完好的康铎墓出土文物的数量和等级反倒不如被盗过的康茂才墓？
张鹏：康茂才死于洪武三年，明朝开国没多久，对于功臣自然要厚葬。而康铎死于洪武十五年，那个时候，明朝已经建立起严格的丧葬等级制度，根据官职、爵位的等级，予以相应规格的墓地以及陪葬品，不得僭越。
记者：在康铎墓考古发掘时，我们是如何运动科学的方法对文物保护的？
张鹏：考古发掘现场是整个文物保护过程的起点和基础，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后续文物保护工作难度和质量。“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是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指导原则。
明代康铎墓的现场保护，从前期准备、应急文保预处理、现场取样与实验室分析到骸骨迁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护流程，既有保护方案的科学制定，又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并结合新的科技手段，最大程度减少了对文物的干预。
例如，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对墓室内外和棺椁内的土样，以及墓室后壁的水样进行了采集，以便获取埋藏环境土壤成分、pH值、溶盐含量等信息，分析保存现状与埋藏环境的关系。
墓主人遗骸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采用整体套厢搬迁法。以科学理论指导的技术和方法，防止文物的损坏及消除已损文物的病害，最大限度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记者：您认为“明初父子将军墓”的考古发掘具有哪些学术意义？
张鹏：保存完好的康铎墓，对于我们研究明朝墓葬营造结构具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当时在准备开始考古发掘时，大家都很激动。从两座墓葬的墓志中发现，不仅确认了墓主人的身份，更反映了墓主人所处时代的那段历史。保存完好的康铎尸骨，在后期还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可以进行面貌的复原、通过检测推断死亡原因。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也为研究明初丧葬制度、兵器特点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佐证。
人物简介
张鹏，南京市考古研究所馆员，康铎墓考古项目负责人。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朱彦